今时今日，恰彼时彼日。看的过程中，确实让人有种感觉：我们正在重走日本的路。从宏观层面看，其实每个周期都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只是像日本，也可以像英国像美国。 副标题是“衰退时代生存指南”，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指南。江河日下，无力回天。不是任谁都能做能逆天改命的哪吒，有些人注定要成时代的牺牲品。
第一章 保就业，还是保发展？ ——回顾日本保就业史：为保就业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在雇佣制度上，政府鼓励企业更多采用合同制雇员而非终身雇佣制的正式员工，同时出台了《劳务派遣法》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形式，逐步降低整个社会正式员工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临时性员工数量。
中国赢在起跑线了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放弃了对大学生的培养，转而全力稳定对于已有工作经验群体的保障。
厚生省统计，即使当时大学生投递简历数量普遍超过100家，但能找到的工作却仍不足6成；同时还有15%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延迟毕业，只为了下一年可以用应届生身份寻找工作。大量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选择啃老或者在家考公务员。10年间，啃老族数量从8万激增到40万，间接造成了日本现在严重的宅男现象。
据统计在就业冰河期间，全日本临时员工比例从1993年的19%提升至2003年的32.4%，此后日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临时工，其中65%是在就业冰河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这批人至今都是日本收入最低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多数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处于低薪的临时员工状态。而如今他们在日本被统一称为“冰河世代困扰”，如何保障他们养老则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
实惨
泡沫经济时期毕业的大学生被称为暖春一代，而泡沫后毕业的大学生则被称为寒冬一代。两代大学生仅仅因为读书时间的不同，就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第三章 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选择 ——回顾日本返乡就业潮：日本漂流一族的故事
数据显示，泡沫经济时期仅东京一地每年就涌入超过12万青年，而随着经济下行，各大城市的青年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举措用以分流城市人口，鼓励年轻人返乡就业，后来这些举措被统称为“日本乡村振兴计划”。根据农林省统计，整个乡村振兴计划期间总计有四百万人回到乡村就业，东京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短时间内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从后来的数据来看，乡村振兴运动仅维持了7年就匆匆宣告结束。
其实日本启动这一轮乡村振兴计划，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通过大基建来刺激经济。过去20年日本核心都市圈已经基本完成建设，这一轮刺激只能将乡村作为基建的蓄水池。因为这既能快速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还能够分流城市人口。
1999年日本终于出现了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当年各地债务总额达到了恐怖的180万亿日元，是1989年的3倍，仅仅10年，日本各地就新增了120万亿债务。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别说是继续承担各类基础设施的运营费用，很多日本乡村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偿债能力，只能依靠中央的财政支援维持运转。
2000年以后，日本在短短7年时间将原有的3 200个乡村合并缩减至1 700个，同时47%的地方基层机构也在此轮合并潮中消失。根据日本官房厅统计，大合并完成后，全国仅人事支出一项每年就减少了1.8万亿日元，由此可见此轮合并潮中减少的基层岗位数量。
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的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第四章 人生开启于失落经济 ——就业冰河世代的一生
自泡沫经济崩坏以来，日本就业形势严重恶化，在此期间走向社会的一代人被称为“就业冰河世代”。2024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其中许多人终其30年都没有将自己的人生重新回拨到正轨，在贫穷与独身中，孤独地走过了半生。
傅高义曾经这样描写日本考试季的紧张景象：从考前一个月开始直至考试结束，是所谓的“考试季”。在这一时期，孩子成了家庭的绝对核心与焦点，妈妈会将热气腾腾的饭菜小心翼翼地放在托盘上，悄无声息地送至孩子面前，生怕任何一点声响会打断孩子的学习思绪，甚至连削铅笔这般再简单不过的小事也被妈妈揽在身上。
令和三年（2021年）日本国民贫困率是15.6%，按家庭计算，每6个家庭就有一个符合国民贫困标准。而在单亲家庭中，贫困率则是44.5%，也就是父母一旦离婚，孩子甚至要担心吃不饱饭的问题。
要知道《老后破产》讲述的群体还只是日本团块世代的老人们。而2030年，就业冰河世代们也将踏入自己的老年时代，面临的问题不论规模与复杂程度都远超前者，而这一次社会准备好了吗？
第五章 学历贬值的一代 ——日本学历贬值的20年：回顾日本学历贬值史
一般认为，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比较容易出现学历型社会。
一般认为，经济处于停止增长时期，学历型社会将开始瓦解，学历将出现快速贬值。
第六章 日本硕博扩招一代 ——日本硕博学历贬值史：大扩招的教训
政府于2004年宣布对高校实施经费管控改革，此后每年的高校经费都要比上年减少1%。大量依附高校的机构被裁撤，硕博学历的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机构裁撤潮中很多高学历者已经超过35岁，中年失业的痛苦想必今天的你我都感同身受。
就此他们中的很多人挂着一纸高学历文凭，却在临时教师制度中逐渐走向贫穷。从2007年以后日本大学生开始拒绝读研考博，日本曾经稳居世界第三的科研体系走向崩塌。
第七章 日本的全民考公热 ——回顾日本全民考公的30年：从狂热到寂灭
2023年日本公务员报考录取比例已经降为1:3，录取难度创下30年来新低。现阶段日本公务员的录取难度已经降低到与中小企业相等。
据日经中文网在2021年的统计，每1 000人中，日本有公职人员37人，而法国有90人，美国差不多是64人。日本公职人员占比只有法国的四成，美国的六成。
中国是多少？
第八章 少子化与教师过剩危机 ——回顾日本教师改革史：未来教师还是好选择吗
这轮校园崩溃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认为这是经济与社会问题，而是归结于教师的管理能力不足，家长们认为是教师不负责导致教育质量下滑。
迫于社会大众的不满情绪，1999年文部省修订新的考核标准，强制要求教师降低所在班级的学生犯罪率。但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校园失控的本质是经济问题，这又怎么可能是教师可以解决的。
第九章 医生还是好的职业选择吗 ——回顾日本医疗的黑色10年：医疗崩坏史
改革前医生的考核标准是医术与患者的满意度，但改革后却变成医生能否以较低的成本治愈病人。此后公立医院质量飞速下滑，当时甚至连频繁使用高价药物救治病人都成了错误。在这一制度下廉价药物被滥用，但很多廉价药物并没有良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因为当时政府同样在药品行业进行了费控改革，对13 000款药物实施全面集采降价，此后药企为了生存只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改革如儿戏
第十章 理工科的背叛 ——回顾日本工程师的失落30年：理科劝退潮
得益于1994年开始的全民出海，日本产业纷纷向海外转移，依靠海外市场与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业成为泡沫破裂后第一个走出普遍性利润亏损的行业，1995年左右工业企业的大类利润就已经接近泡沫前水平。
日本在70年代进入理工科专业井喷期，1970年，理工科新生就达到32万，是10年前新生数的2.6倍。最高峰时日本大学生文理科比例接近1:1
这个比例不对吧？文理科比例1：1？
但到了90年代，由于日本实施了全民出海战略，大量的工业产能向海外转移，本土的工程师参与的需求大幅减少
鉴于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当下出海的中国企业不会放弃国内，坚定出海的企业有些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原因，出海是为了规避高额关税。
由于此后20年间日本制造业出现严重分化，以至于两个相同专业的毕业生也可能因为选择了不同产业类型，一个长期面临失业，一个则过上了中产的生活。
但随着90年代全民出海战略的推进，大量的中低端产业被转移到海外代工，日本企业则转向营销与设计端—从中国工厂采购产品再贴上自己的品牌，依靠营销加强品牌溢价获取利润。
这个和老美如出一辙
而这其中还包括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低端产业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食品行业
食品行业能跨越周期？
第十一章 日本医疗改革与医药寒冬 ——回顾日本90年代医药寒冬：大控费引发的行业雪崩
要知道90年代是全球从化学药向生物医药转型的关键阶段，而日本却是主要经济体中罕见的新药研发处于负增长的国家。
第十二章 日本医药复兴改革 ——从药品危机到行业复兴的30年：日本医药复兴之路
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八十七至八十九任首相，在任时长位居战后首相第三位，近二千天。在他接手首相之位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破裂后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超级就业冰河期、银行破产潮、芯片战争失败、地方财政危机、医疗崩坏、大学生失业潮是那个时代的注脚。而在他卸任之时，他给了日本一个“小泉景气周期”，这也是泡沫破裂后日本首个经济景气。
2002年的新药定价机制与1991年最大的区别，是首次对药物创新性进行分层管理。对FIC（First in class，独创新药）、Me-better和Me-too三类药物都给出了清晰的定价指引，这就是日本至今都在使用的三类比价法。
在具体运作上，由于FIC一般是采用全新作用机制的独创新药，因此在定价上采用成本法核算，即全盘考虑该类新药上市前的研发成本等各类支出，同时根据其成本再给予一个极高的溢价。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充分保证研发这类药物的企业可以收回成本，并且获得一定的溢价收入。
而Me-better由于已有同类参考药物，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采用同类比较法，即药监部门会罗列出一系列溢价加成点，如更好的疗效或者适应性等，如果药物满足其中一项或多项则可进行溢价加成
而对于毫无临床提升价值的Me-too类药物，药监部门则采用同类药品最低锚定法，即在已有同类药物中选择最低价格作为基准，强制要求Me-too药物定价不得超过该基准。
改革后大型药企纷纷转向研发独创性新药。2001年日本前十大药企的平均研发费用还只有3亿美元一年，而到了2010年就已经达到10亿美元一年，可见这轮药品定价改革对于大型药企的刺激作用。而从药企的发展上看差异更是明显，分层定价管理前日本10亿美元的研发药品数量是欧美同类医药国家的2.1倍，而在分层管理运行的15年后这一数字已经缩小至1.3倍。
经济导向一抓就灵
什么是仿制药同价竞争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将所有针对该适应证的仿制药都按照同一种价格进行销售。具体做法上，此后无论市面上有多少款同类仿制药，其价格都按照原研药的60%进行定价。
这种竞争机制会迫使企业更加重视药品的质量管理。其所产生的效果也远比行政监管更加有效，因为这是一种企业自发的行为。后来日本将这套制度统一称为仿制药高附加值战略。
因为经济基础方能决定上层建筑，而这两场定价改革的核心恰恰就是从制度上重新构建了日本药企的盈利体系。由于企业获取盈利的导向被完全重塑，90年代Me-too药物狂潮和仿制药恶性竞争的顽疾被成功瓦解。这也是为何定价改革被称为日本医药产业从低谷走向复兴的关键转折点，因为其本质是一场制度的重构，亦或说是通过制度的力量重新塑造了良性的经营价值观。
第十三章 日本医疗再生改革 ——日本新医改的20年：日本医疗再生之路
那么毁誉参半的DPC支付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按住院天数对医院实施奖惩制度。
而DPC改革就是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医保报销按住院时长分段支付，简而言之就是住院时间越长，医院所获得的医保支付越少，倒逼患者提前出院，或者说DPC改革宣传的是效率至上，医院治愈患者的速度决定了能拿到多少奖励。
具体做法上，住院天数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病人住院提早出院，则医院额外获得费用的15%作为奖励。第二层级是病人住院时间超过平均水平，医院只能获得费用的85%。第三层级是病人住院时间超过上限，医院就只能获得一个患者对应疾病的固定上限，其余部分由医院承担。
医疗伦理学有一个不可能三角，那就是医术优质、诊疗高效与价格便宜是无法同时实现的，美国的医疗就是牺牲了价格与效率，换取医术质量的相对优质。而日本DPC改革的本质是牺牲了优质医术，从而换取效率与便宜，尽可能做到医疗平民化
日本之所以在2020年疫情期间出现如此严重的医师崩溃，其本质就是因为各家医院没有留出充足的资源冗余，最终导致医疗系统在2020年的“黑天鹅”事件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厚生劳动省统计，由于医生资源的严重不足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总死亡人数的35%。
医患关系的本质其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医疗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十四章 回顾日本全民出海潮 ——“海外再造日本”的出海暖流是如何形成的
90年代后日本除了大企业外，能做大的企业只有三类，第一类是消费降级型企业，典型的就是优衣库；第二类就是隐形冠军，典型的就是基恩士；而第三类就是出海抢单的非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出海的黄金时期一共只有宝贵的10年。这是因为出海的过程也必然会促进本土供应链的发展，通常10年左右本土产能就将开始对其形成替代
而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出海的黄金10年，我认为就是2024年到2034年。事实上，纵观美日德的出海历史，制造业虽然一直是所有国家出海的领头羊，但产能壁垒却也是最容易被突破的。
而由于早年海外各国产业配套能力较差，再加上当时日本制造业处于内卷潮，许多的日本中小企业迁往海外给大企业从事配套工作。同时也有很多日企员工下海创业，与本土供应链企业合作，共同瓜分大企业订单。看到这里也许您已经能感受到当年日本普通人的机会了。其实90年代后期许多日本来华员工就如同今天中国许多出海员工一样，基本是以技术类工程师和专业的营销人才为主。他们来到中国以后，顺应了供应链本土化的趋势，将自身的技术能力与本土企业相结合，以无论是通过技术分享还是直接加入当地企业的形式，抓住了这波供应链本土化的趋势，从而赚取了丰厚的收益。
但是那些早就融入当地供应链的企业却反而能够生存下来，因为对于供应链企业来说，下游即使发生改变，也无非是给日本企业供货，还是给中国企业供货的差别。
后记 一个故事在日本两代人眼中的变化
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将自身困境归因于社会不公，而非个人努力不足——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昌弘所言：“平成世代被迫意识到，努力与回报的关系早已断裂。”
结语
不同的时代总会诞生不同的故事，每个时代的人，总会觉得这个时代的故事是孤本，独一无二，前所未见。但站在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周期里的故事依旧是一个周期。无论故事如何变化，如何独特，在未来的某一天终会有同样的泪水湿润不同的眼眶。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记录下的故事，又会在下一个世纪里以另一种形式呈现。